许多作家都将从我的记忆里流失，这是必然的，对自己有意义的选择。每位读者都有这样的体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尤其与少数作品产生较多的共鸣，便隐约形成了某段时期内个人的读书品位。国外的小说家，目前我比较偏爱卡夫卡、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是少数几个敢于冲出技巧的牢笼，在比喧嚣的现实更活跃、更深邃的思想境界先行一步的人。

　　有许多张脸从我眼前掠过，但从未见过加缪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里，雅克的母亲的脸上停留着的用任何情感都无法化解的固执的孤独和冷漠。比窗外的视界更阔大的是真实的荒诞和死亡般的沉寂。无数个平凡的躯体建筑起一座座远离自己的丰饶，尔后，被历史悄悄地遗忘。

　　卡夫卡的《美国》是一部久读不厌的小说精品，他思考的重心并不在事件的本身，是抽像的心理变化牵动着整个现实的运转。然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譬如怀有一些固执的愿望而至使彼此难以相融，引起误会，或私怨，乃至对更大的生活群体的影响。

　　就《罪与罚》和《美国》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都非常擅长心理描写，它并不像比如雨果那样诉苦或者重复不停的唠叨一个主题，说的更妥贴一些应该像蜘蛛在有步骤、有策略、不露任何声色地布置陷阱。所以我会不经意地把它们当作侦探小说，而不仅仅是普通的小说来读。《罪与罚》也有许多胜过《美国》的优势，如罗加与波尔菲里第一见面长达近二十页的针锋相对，在《美国》是不容易看见的。

　　卡夫卡的视线仍旧在微观的人性世界，衡定统一；而《罪与罚》的结构是由各种不分主次的矛盾交织而成，彼此依赖，彼此为出口。世界的本质是圆滑的，是流动的。基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信地选择了一条虽不见得前途光明却不失为更加明智的解决问题的门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便初露写作的锋芒。尽管他的一生有许多需要检点之处，但他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被高尔基称作与托尔斯泰齐名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最伟大的天才作家之一。《罪与罚》是他穷困僚倒时仓促完成的作品，也正是俄国刚刚废除农奴制后不久，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仍在俄罗斯上空自由荡漾的时期。

　　《罪与罚》最迷惑人的线索是一桩谋杀案，它阻碍了所有人的是非判断，甚至连罗加本人（罪犯）也痛苦地无法自拔。因为他同时占有了最崇高与最邪恶的两个极端，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或愿意理解他发自善意的作案动机――拯求苦难的现实，这正是导致他自始至终处于孤立与自卑的重要原因。

　　罗加实际上要实现的是类似于中国古代民间流传很广的“劫富济贫”的理想。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直到二十世纪之前仍不健全，它仅仅做为统治阶级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百姓只能被迫采取这样一种值得同情但很幼稚的反抗手段。所以波尔菲里尽管理解罗加的善意，却十瞧不起他的做法。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并不能直面宗教的压力以及道义上的遣责。

　　造成罗加理想破灭的另一重原因是他无意杀害了丽扎韦塔，之后他一度把索尼雅当做死去的丽扎韦塔的精神象征以乞求她的宽恕，紧接着，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自杀推毁了他最后一簇希望。作者别有用心的设计了两处自杀场面，除前面提到的，另一处罗加站在X桥上，无动于衷地看着一位妇女在自己面前投河自尽。这足以加速他“背叛”当初的意志逐渐踏上妥协或者悲观的绝路――在警方没有能力把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动投案自首。

　　对罗加罪名的认定以及接受怎样的惩罚在小说的结尾做了很确切的说明，但是，是什么样病因支持着他们去犯罪，并没有唤醒多少人愿意做进一步的思考，社会现实远不像小说最后描写的那样明朗。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死是小说留给读者的另一处悬念，但当我们再次回忆是什么样的生存原则支配着他的生命，就会立刻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死亡。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个没有任何经济能力，靠寄生生活的没落贵族，他不记后果的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剩下荒凉的未来和永远无法触及的贞洁的爱情，他再拿不出值得活下去的确切理由，生的理由逐渐破碎的时候即是死的理由的渐渐长成。

　　无论从哪一方面，《罪与罚》都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他的深刻与机智是许多作家无论怎样的追逐也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