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材的角度而言，《色，戒》完全称得上是一部传奇。甚至比张爱玲的《传奇》更传奇。故事里的男女，一个是女大学生王佳芝，因为爱国热情而去行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一个是跟汪精卫同伙的大汉奸易某，与“麦太太”有了瓜葛——“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这样的故事，换了别的人来写，恐怕没办法往通俗的路子上走。张爱玲没有，无论怎样的传奇，她看到的只是其中普通的人性，她的眼里只有男女，她曾经说：“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

　　这些男男女女，生死爱怨，悲欢离合，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这只手，一会儿是战争，是动荡的社会现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欲望。比如佟振保与王娇蕊，七巧与姜季泽，葛薇龙与乔琪，白流苏和范柳原——他们之间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欲望。王佳芝和易某又何尝不如此。

　　佳芝出场的时候像一只鲜嫩的桃子，“酷烈的光与影更衬托出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将三个“坐如钟”的黑斗篷比照得黯然失色——三个穿黑斗篷、佩金项链、戴钻戒的官太太，象征着大汉奸老易的世界：粗俗、衰老、黑暗、腐朽、没落。佳芝的出现，是一道光，既照亮了自己，也激活了老易。这是一道年轻的生机勃勃的光，饱含着佳芝的爱国热情，更喷发出一种饱满的情欲。

    她是大学生，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且没有任何恋爱经历：一方面，佳芝是演员，她需要“顾盼之间光彩照人”的感觉，需要征服世界的快感，仅仅学校的演出满足不了她；一方面，佳芝发育成熟，她渴望恋爱，需要征服男人，虽然她十二三岁就开始有人追，可是身边的男生均入不了她的眼。她孤独，盲目，空虚。在香港，她既有寄人篱下的落寞，更有对冷漠民众的愤慨。总之刺杀汉奸的计划改变了现状，让她感到兴奋、满足、快乐，就连失身于一个讨厌的男同学，也甘了心；她是如此投入，以至于当她把四五十岁、矮小丑陋的易某引诱到手时，“每次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从这一点而言，佳芝跟张爱玲塑造的任何一个女性形象都不同。那些年轻女子，白流苏、王娇蕊、葛薇龙、郑川嫦、霓喜，以及曾经年轻的七巧，她们的情欲都是懵懂的，自然的，处于原发状态的，即便有目的，也是为了现实的生计。她们都是自己情欲的奴隶。她们拼尽一切力气，与欲望作斗争，却最终一败涂地。比如曹七巧，“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

    可是最后，“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一直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或者像《花凋》里的川嫦，“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佳芝不同。对于佳芝而言，爱国热情与情欲迸发是一回事，或者说，她的诱敌和献身其实只是自身情欲的一种表达方式。但佳芝不是懵懂的，她深知自己身体的价值，她要做自己情欲的主人，所以她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但是佳芝忘了自己只是一个业余演员，刺杀易某，是一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戏，需要佳芝进得去又出得来。佳芝没有职业经验，她演的不是“麦太太”，而是她自己。她甚至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一开始，她还顾着舞台上的演员，可逐渐地，她便抛弃了所有人：梁闰生、邝裕民，甚至易某。舞台上只剩下了她自己。她愈来愈把自己往绝路上逼。这条绝路，就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