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谈都德：《最后一课》的震撼

　　您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曾经提到小时候听父亲讲《最后一课》，这个故事给幼年的您带来了很多震撼。

　　陆：对。实际上这是因为小时候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历史沿革不了解，而且这部小说当时在全球各国都很风行，在中国也很风行，就像一个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一样。
 
我    没做过详细的考证，第一位翻译《最后一课》的好像是胡适。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最后一课》大约是1944或1945年，他先讲拉封丹的寓言，然后他提到还有位作家也蛮有意思的，相当于“拉封丹+我”，这就是爱写小人物的都德，接着讲了《最后一课》。这种震撼一直维持到后来上大学，我记得是中文系的刘国梁先生来上汉语课，每次都要写作文，我就写了小时候读《最后一课》的感想，因为是爱国小说嘛，里面还有“法兰西万岁”这样的文字。最奇怪的是，到了上世纪“文革”中批判我，有人写批判稿，说我这个人一进大学就狂呼“法兰西万岁”。1957年写的作文到了1970年还会被挖出来，可见档案工作之缜密，那索隐求疵的本领实在出色。《最后一课》从此对我有了双重震撼。

　　这次重译都德的小说，跟小时候读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陆：《最后一课》这一篇是我父亲译的，但是我在整理全部译稿时又重新看了一遍。现在读起来当然和以前感觉不一样，现在我们了解了历史背景，知道阿尔萨斯、洛林以前是独立国家，到十七世纪被法国占领，占领以后强令学法文，尽管当地70%居民是说德语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被迫将之割让给德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归入法国领土；二战初它被纳粹德国占领，二战结束后又被法国收回。我查了一下，后来法国人实行的政策要比当年普鲁士人苛严得多。1945年以后戴高乐要把说德语的全都赶出去，连路名都要改成法文的。现在情况要好一些，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什么语言都可以讲，体现出整个世界在沟通，在互相包容、互相丰富，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过我个人感觉中，法国和德国好像还在争，凡是默克尔对中国好一些的时候，萨科奇就不好；凡是默克尔对中国不太好的时候，萨科奇就示好，挺好玩的。

　　本来欧洲地方就不大，以前王室都是通婚的，就像南京的嫁到上海，干吗互相还要打个死去活来？普法战争的起因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意见不一。俾斯麦也很坏，本来威廉一世回答法方的国书是蛮客气的，答应和法国进行谈判，但是俾斯麦偷改了些措辞，结果激怒了法国人，导致拿破仑三世对德宣战。法国人是非常容易激动的，有点“一触即跳”的味道。从这次奥运火炬问题也能看出来，其实中国人要是多读点莫泊桑啊、都德他们怎么描写巴黎人的，就会比较了解他们的性格，巴黎人就是那样的，喜欢激动，动不动罢工、罢课，早年么，还要掘马路、筑街垒，不相干的店铺主忙着下排门，扎堆议国是，老板娘们也喜欢“轧闹猛”。

　　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描写的说法语的阿尔萨斯人其实是小众，但为什么这篇小说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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