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因为他的小说的受众并不局限在阿尔萨斯、洛林，而是整个法国民众。这个民族对荣誉非常看重，有时甚至有些畸态。为什么那儿政权交替这么频繁，一会儿共和，一会儿出个袁世凯式的人物恢复帝制（很不像英国），就是因为他们承受不起一点点失败或挫折，一失败马上就要换政府，都德捕捉到了法国人对于荣誉极为敏感的心理。

　　都德的小说

　　都德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

　　陆：都德觉得既有出卖法国利益的内奸，又有暴民。要是他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就是汉奸也骂，“拳民”也骂；汉奸就是跟着普鲁士人走的那种，“拳民”就是胡来的老百姓。巴黎公社起义后，他自己就吓得躲出去了，他哥哥继续留在巴黎，在报纸上发表连载文章，批判巴黎公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星期一的故事》里面有一篇《拉雪兹神甫公墓之役》，这篇就写得很明白，公社战士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早上来点个卯，然后去找酒喝等等，到了黄昏领饷的时候又都来了。但是都德对凡尔赛方面、对镇压公社的矮子梯也尔本人的态度也是辛辣批判的。总之他的反战态度很明确。他反对战争本身，同情小人物，同情小孩、老人和动物，对巴黎人的特性有比较深入的剖析。

　　您在翻译过程中最喜欢的是哪几篇？

　　陆：《布吉维尔的钟》是我翻译得非常满意而且开心的一篇。布吉维尔的钟是法国人造的一口华而不实、毫无价值的钟。普鲁士人把它作为战利品拿回慕尼黑去了，结果慕尼黑的民族性全被它改变了。本来德国人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自从有了这架该死的钟以后，博物馆长的家人不再做礼拜，不再啃书本，最终馆长携公家名画潜逃，简直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本来家里的女眷很守时，上教堂、做女红，有了这架钟以后，就全被败坏了。这一篇很幽默。

　　还有一篇我比较喜欢的是《小山鹑的告白》，是从一只小鸟的目光看人间世，讲述凶恶的猎人如何不放过自己。这从今天的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也挺有意思的。以前大家都觉得《最后一课》是个爱国故事集，其实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包括都德写他在阿尔及尔和科西嘉的观感，那是作家得了花柳病以后疗养去的。当时花柳病是文坛的通病，所以有“literarysyphilitics”这种说法。他得了这种病以后十分痛苦，到最后几年都没法躺平，他自己的“最后一课”其实是性病的痛苦。都德的儿子写过他的传记，说他在进餐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就赶紧叫医生，医生来的时候他已经没呼吸了，当时的人工呼吸跟现在不一样，是把舌头拉出来，拉一两个小时，结果没奏效，才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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